作者：方兴东 陈帅

本文刊登于《现代传播》2019年第4期（总273期），题目为《中国互联网25年》

摘要：2019年是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25年。25年来，互联网对中国最大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将中国从过去一个弱联结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强联结的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运行方式和动力机制，由此带来了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和政治等各个层面的变化。本文超越技术和产业层面，系统回顾中国互联网25年历史，从互联网促进社会互联程度的角度，以“互联”为核心，将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划分为弱联结、强联结和超联结等三大阶段，以此总结过去25年的经验和特征，概括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并通过研究昭示中国应该继续沿着促进人类互联的正确方向，不断创新，敢于引领，做出独特的贡献。以全球视野和格局，面向更加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下一个25年，以迎接超联结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网络命运共同体的到来。
关键词：互联网史，中国互联网25年，网络社会，联结，网络治理，时代精神

一、文献综述

2019年4月20日，是中国互联网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25周年。这25年，无论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还是中国互联网本身，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大变革。如何回顾和总结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和社会贡献，始终是过去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人们主要从商业史、技术史、经济史和媒体史等层面展开研究和总结。因为时间跨度不同、关照层面不同，使得迄今关于中国互联网历史的总结五花八门，尤其关于中国互联网发展阶段的划分，更是相当凌乱。

今天，中国互联网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发展和演进，使得我们有基础和条件超越技术、媒体、应用和产业等层面，在更高的社会变革和时代进程的维度中，更开阔地回顾和总结一下过去25年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和演进逻辑。

迄今为止已有诸多对于互联网发展历程的记录和解释，正如有学者所言，研究互联网需要有“互联网时间”观，“十年的时间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时间段上只是一瞬间，但在互联网时间上堪比万年”( Loader& Dutton, 2012)。其中虽不乏《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彭兰，2005）、《中国网络媒体20年》（闵大洪，2016）等学者的著作，更有《网事十年》（2006）、《沸腾十五年》（2009）、《浪潮之巅》（2011）等商业史著作，但整体而言，有关中国互联网历史的学术成果依然相对单薄和碎片化。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两部分：1）关注互联网历史本身，研究其如何运动，运动的影响因素，互联网历史本身的规律等等；2）关注互联网历史认识的性质和方法的分析和批判。

有较长一段时间互联网历史是被嵌入到信息技术史或传媒史的长期视野中来描述的，单独将中国互联网历史作为整体把握的寥寥无几，主要集中于分期研究。方兴东（2014）认为互联网历史是一部商业、制度、文化的创新史，一共有三次浪潮，每个阶段都存在商业、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的创新[ Negro, G. (2017). The Internet in China: From Infrastructure to a Nascent Civil Society. Springer.]。陈建功和李晓东（2014）根据互联网重点应用方向的变迁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分为三阶段：引入期（学术推动期）（1980s—1994）、商业价值发展期（1994—）、社会价值凸显期（2006—）。节点分别是中国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以及美国《时代》杂志评出2006年时代人物——你（you）[ 闵大洪. 中国网络媒体20年：1994-2014[M].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Negro（2017）则聚焦于中国政府与互联网的关系，中国互联网发展与新兴公民社会的关系，将中国互联网的历史划分为与最后三个政府管理部门相关的三个时期。作者旨在通过结合政治经济、文化和公共研究的历史方法，确定中国互联网发展最重要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决定因素，对所分析的互联网历史提供“整体”观点[ 彭兰. 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除了整体视角外，更多的学者是从各个侧重点入手来研究中国互联网历史。闵大洪是最早并持续关注中国网络媒体发展的学者，他从1995年就开始对网络媒体发展及其研究进行年度归纳和总结（2016年集结成书）[ 周永明著, 尹松波, 石琳译. 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还有彭兰（2005）的中国网络媒体宏观发展史研究，主要从产业的角度对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1994—2003）进行了系统的历史记录和分析[ 邱林川. 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周永明（2006）主要将技术放置到历史背景中考察，剖析信息技术在中国的具体接受和应用过程，以解释中国互联网和政治的关系：中国社会成员如何利用技术参与政治与中国政府如何试图加以管制[ 王梦瑶, 胡泳.中国互联网治理的历史演变[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6, 38(04):127-133.]。邱林川（2013）则引入了阶级概念来分析中国网络传媒的变迁，提出了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和网络劳工、程控劳工等概念，展现了信息时代语境下新的不平等和阶级的形成过程[ Hockx, M. (2015). 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王梦瑶和胡泳（2016）在勾勒中国互联网的起源与历史演变过程时，侧重于剖析其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的沿革变化和背后的因果机制，认为中国互联网之所以能在初期就有如此迅猛的发展，原因在于互联网技术扩散、全球化的深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耦合，更是 20 世纪世界经济体系运作的必然结果，其中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了复杂的作用[ Arsene, Severine. Internet domain names in China: Articulating local control with global connectivity. China Perspectives, No. 4， 2015: 25-34.]。

西方对中国互联网的研究只是起步，总体上对互联网在中国的活动、角色和问题显示的兴趣不大。除了Negro外，还有贺麦晓（Hockx, 2015）追溯了中国互联网文学的崛起、发展和衰落过程，以及与国家监管环境、法律环境、现有出版系统和道德审查制度的互动[ Haigh, T., Russell, A. L., & Dutton, W. H. (2015). Histories of the Internet: Introducing a special issue of information & culture. Information & Culture, 50(2), 143-159. Abbate, J. (2017). What and where is the Internet? (Re) defining Internet histories. Internet Histories, 1(1-2), 8-14.]。Arsene（2015）记录了中国域名系统实现的历程，全球域名系统与中国国家代码顶级域名和最近的中文域名的协调和张力，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域名治理的发展和变化，从而提出了“本地化（localised）”的互联网形式[ Goggin, G., & McLelland, M. (Eds.). (2017).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 Taylor & Francis.]。

在对互联网历史本身有一定研究成果后，人们便开始探讨这些研究中对互联网历史的认识问题。早期的全球互联网历史叙事还主要是对北美和欧洲国家情况的纪录，也仅仅纪录了这些国家情况的某些方面，且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往往被叙述为从美国向世界各地扩散的过程，这引起部分学者的反思[ 杨国斌.中国互联网的深度研究[J].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7(01):22-42.]，呼吁去美国中心化的全球互联网历史书写的重要性，以及对互联网研究领域的多文化、多语言和多国家的研究提供支持[ Wu, A. X. (2015). Historicizing Internet use in China and the problem of the user figure. 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37(4), 2-4.]。国内学者杨国彬提出了互联网的历史“深度研究”，并强调中国互联网的历史书写，理应体现中国的历史性和社会、文化、政治等特征[ Bahroun, A. (2016).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computerized media in China, 1990s–today. Interactio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 Culture, 7(3), 327-343.]。Wu（2015）则批评当前大众媒体、机构报道和学术著作中盛行的中国互联网的历史叙事都忽视了互联网的使用者，从而阻碍我们对互联网使用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理解[ Burke, J. (2007). Connection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此外巴劳恩（2016）也认为中国互联网的历史，大多只关注技术以及技术如何影响社会而忽视了意义和用户，并进一步提出从符号学角度书写中国互联网历史的可能性[ 彭兰.“连接”的演进——互联网进化的基本逻辑[J].国际新闻界, 2013, 35(12):6-19.]。

伯格（2007）的技术史专著审视了技术进步的线性历史观，认为所有创新都是伟大的历史网络上发生的一系列密切相关的事件的结果，试图构建相互关联事件的“联结”（connection）模式。虽然这种联结有时更多是一种随机或偶然的过程，使作者不免于缺乏具体因果关系的批评，但仍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来看待互联网历史。

二、中国互联网25年发展阶段划分

由于互联网发展和影响的综合性和全局性，研究互联网史的角度可以有很多，通常有技术史、商业史、媒体史和社会史等层面。迄今对于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也有着很多种不同的阶段划分，除了考察阶段划分的重大特性和规律，还要考虑到划分方法的长期稳定性。我们认为，从技术、商业和媒体的层面，对中国互联网25年历史的划分，最简单稳妥的还是以年代划分：第一阶段，以三大门户为代表、以Web 1.0为特征的20世纪90年代；第二阶段，以BAT（百度、阿里和腾讯）崛起为代表、以Web 2.0为特征的21世纪00年代；第三阶段，以BAT称霸、TMD（头条、美团和滴滴）崛起、以移动互联网为特性的21世纪10年代。而未来21世纪20年代的第四阶段，也已经很清晰地呈现以智能为特性的新特征和格局。

以年代来划分最大的优点是未来可以随着时间发展而灵活延展。而且，以十年一个阶段，也基本符合互联网领域技术、商业和媒体层面的变革周期。而其缺点也是明显的，那就是简单以十年为节点，准确性可能有影响，存在一定的重叠和错位。比如，虽然博客在2002年开始起步，但是Web 2.0的崛起还是在2005年。而移动互联网在2007年iPhone之后就开始蔚然成风。最近几年，以智能为特性的变革已经渐入佳境。2019年已经是5G元年，当然，主流消费者真正能够用上5G，肯定需要等到2020年以后。

显然，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是严谨完美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不被时间所动摇。关键是哪一种方法能够抓住最本质的根本点，可以更好地、更简单清晰地解释过去、分析现在和研判未来。站在互联网25年的节点上，我们认为可以超越技术、商业和媒体层面，从过去25年互联网是如何改变中国社会的高度入手，综合考察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特性和社会影响。25年来，互联网对中国最大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将中国从过去一个弱联结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强联结的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和动力机制，由此带来了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和政治等各个层面的变化。

虽然互联网诞生于1969年，但是中国接入互联网已经是25年之后。虽然手机发明于1973年摩托罗拉在纽约曼哈顿的实验室，但是，直到1989年，第一个模拟蜂窝移动电话系统才在广东省建成并投入商用。1994年，虽然已经是中国改革开放16年，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才正式施行。中国于1994年广东省建立了第一个GSM网络。但是，中国第一款GSM数字手机爱立信GH337要在1995年1月才投入使用。

1994年，国内电话机以普通型为主，新发展城乡电话用户突破1000万户，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3.2％。1996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规模仅685万户，2001年达到14480万户，成为全球移动电话用户规模最大的国家。到2018年，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4.35亿部。截至2018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预计2019年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71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2018年98.6提升至99.1%。

图1: 中国网民数量，1996-2018年（本研究整理）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1994年，中国微机数量（包括笔记本电脑）不到100万台，普及率不足千分之一。截止到1995年底，邮电部互联网用户数4000个。到2008年底计算机数量就达到1.5亿台，网民2.98亿，从此牢牢占据全球第一。2018年底，全国计算机数量3.36亿台，网民数量达到8.28亿。1994年第一根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专线的带宽是64Kbps，这就是当时中国与世界互联的“通道”。而2018年中国内地一个普通用户的平均宽带网速为2.38Mbps。2018年6月，我国国际出口带宽.为8,826,302Mbps。虽然目前还没有体现社会联结性的系统性指标体系，但是上述数据本身就是社会联结性的很好表征。

为了能够简单明了地总结和分析问题，我们从社会网络发展和人类社会联结程度，我们可以将过去中国互联网25年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是1994-2008年，以PC互联网为特征的弱联结阶段；第二阶段是2008-2016年之间，以移动互联网为特征的强联结阶段；第三阶段，是2016年左右刚刚开启的，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和5G等为焦点、以智能化为特征的超联结阶段（如表1）。本文将沿着这个逻辑划分，展开梳理研究，进行更深入的剖析和探讨。

表1：中国互联网发展三阶段

阶段 技术特性 时间节点 代表性应用 联结主体 普及率 治理主要矛盾 中美关系

弱联结阶段 PC互联网 1994-2008 门户（邮件、搜索、新闻） 电脑互联 0-20% 技术和产业治理 追随阶段

强联结阶段 移动互联网 2008-2016 博客、微博、微信 人与人互联 20%-50% 内容治理体系 部分自主阶段

超联结阶段 智能物联网 2016- 云、短视频、VR、AI 物与物互联 50%- 社会综合治理体系 部分引领阶段

三、中国互联网三大阶段特征和标志性事件

在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之前，互联网有着25年漫长的孕育、诞生、发展和成长阶段。而从1994年开始，中国开始融入互联网国际大家庭，基本实现了快速模仿和追随，与国际同步，并开始在一些领域逐步实现自主创新，有所超越。

25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中国社会从1994年典型的弱联结社会，发展到了一个真正的强联结社会。虽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与欧美存在着较大差距，但是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中国在社会联结性和联结程度上等方面开始超越欧美。如今，欧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主要信息交流方式还是非实时的电子邮件占据主导，而中国近10亿微信用户已经习惯了大规模同时在线的即时互动。另外从电子商务规模上看，1993年，美国就有2.3万家企业使用EDI。而中国电子商务20世纪90年代末期才开始起步。2017年，天猫双11产生的商品总价值为253亿美元，同期美国黑色星期五的在线销售额只有50多亿美元。eMarketer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网购额在社会零售总额的占比超过20%。而穆迪投资服务公司报告显示，美国占比大约是15%，预计5年后才能达到20%。更具标志性的就是移动支付方面。中国2017年移动支付规模达202.93万亿人民币，近五年平均增速181%，成年人电子支付比例高达76.9%。而在美国，2016年移动支付规模仅1120亿美元，并且增速缓慢，手机支付比例为48%，远滞后于中国。标志着中国社会经济活动的联结性和活跃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引领全球。

回顾25年发展历程，三个阶段都有一些影响深刻标志性的事件，值得我们梳理。这些事件有产业的，也有社会的；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有创新的，也有治理的；有发展的，也有安全的。它们共同推动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推进了中国网络治理的进程，多维度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在联结程度上的不断突破。

3.1 第一阶段（1994年-2008年）：以PC互联为主的社会弱联结阶段

1994年，中国社会通讯方式主要还是传呼机（BP）机、有线电话、大哥大等形式，以数字化为特征的第二代移动通信，也就是GSM手机，要到1995年开始投入使用。中国与世界的联结也是非常有限。除了电话，这一年，很热闹的事情就是《整顿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这个14年时间，是中国互联网快速崛起过程，但是主要还有PC互联网阶段。主要是计算机电脑互联阶段，通过PC实现信息和资源的共享与互动。真正人与人之间的互联还很弱。

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包括：

中国互联网起点：1994年4月20日，中国通过一条64K国际专线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成为中国互联网的起点。随后，由清华大学等高校、科研计算机网等多条线路开通。与世界各国的互联网起点类似，早期学界的力量是主要推手，胡启恒、钱华林、胡道元、吴建平等一批学者贡献突出。他们直接推动了商业互联网接入的起步和发展。

第一个互联网法规：1996年2月1日，中国互联网首个管理法规出台即国务院签发第195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21个条文确定了网络治理制度设计的基本框架。在讨论和起草暂行规定的过程中，构建了多部委协同分工、政府学界和产业多重主体的中国特色的去中心“九龙治水”模式，成为中国网络治理事实上最大的制度创新，影响深远。（方兴东，2016）。

《数字化生存》：这一阶段最具有启蒙意义的书籍就是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英文版出版于1986年，主要是作者在《连线》杂志专栏文章。1997年由胡泳等译，海南出版社出版。本书提出信息时代比特将超越原子，成为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人类社会从原子到比特的转移，将极大程度地提升了人们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效率。本书超越了托夫勒等未来学家的宏观论述，深入浅出地讲解了IT基本概念、趋势和应用，阐明了信息技术、互联网对时代和人们生活的影响和价值。

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1999年中国互联网热潮逐渐步入高峰，但是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还是一场营销活动：由10多家媒体、梦想中文网联合主办的8848网赞助的网络生存测试，于9月3日开始，6日结束。12名参与者在独立的房间内，通过网络来满足他们需求。 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检验了当时电子商务的发展，掀起了媒体报道的一波高潮，引发了社会大众的强烈关注，对电子商务富有重要启蒙意义，同时大大助推了8848电子商务网站的发展。

三大门户流血上市：2000年，新浪、搜狐和网易等三大门户在纳斯达克崩盘前后突击上市。尽管随后遭遇全球互联网寒冬，但是，由风险投资和新经济机制推动的中国互联网的火种由此点燃，成为未来中国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关键基石。

蓝极速事件：2002年6月16日，发生的蓝极速网吧特大纵火案，致使25人死亡、12人不同程度受伤。文化部、公安部、信息产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开展对“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专项治理。5月10日，文化部发布了《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并于2003年7月1日起施行。多部委联手行动开始成为未来应对网络重大问题和事件的重要治理方式。

“非典”效应：2003年，以“非典”危机为契机，互联网开始成为社会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和社会舆情的风向标。随后发生的孙志刚事件、木子美事件等等渐次使网络舆情开始成为社会舆论的决定性力量。也正是因为“非典”，电子商务和网络游戏等进入更加蓬勃发展阶段，互联网与手机结合的信息增值服务成为新的收入爆发点。经历了资本寒冬的中国互联网开始强劲复苏。

Web 2.0浪潮：据CNNIC统计，截止2005年6月30日，中国网民第一次突破1亿大关，宽带上网用户首次超过了网民的一半。网民基数的扩大和Web 2.0浪潮的全面掀起，网民群体开始成为互联网主要的生产者和创造者。随着博客、播客、维基等各种新型应用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互联网的新格局。

网民成为《时代》周刊年度人物：2006年，《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颁给了所有网民，只有一个词：you，封面上显示的是一个白色的键盘和一个电脑显示器的镜面，从镜子里购买者可以看到自己的镜像。标志着互联网真正从PC和手机等机器互联走向以人为本的人的互联时代。

网络扫黄：继2004年专项整治行动之后，从2007年4月开始，公安部、中宣部、信息产业部等十部委联手在全国组织开展为期半年的打击网络淫秽色情专项行动。网络管理开始显著加大力度，藉此应对互联网对社会广大民众越来越广泛的负面影响和冲击。而中国网络治理的主导权也开始从最初产业导向的工信部开始转移到意识形态导向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并以此形成多部委联动式治理体系。除了出台更多法律法规之外，多部委联动的专项整治成为解决互联网发展问题的重要方式。

第一阶段的14年时间，中国互联网产业本身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初步实现了从弱联结社会到强联结社会的过渡和变迁。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社会联结性的不断提升，互联网治理以及因为互联网而激化的社会治理问题层出不穷，促使中国相关部门以问题为导向，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机制和经验。

3.2第二阶段（2008年-2016年）：移动互联网主导的社会强联结阶段

2008年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很重要的一年，除了举办奥运会等影响世界的大事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互联网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这一年中，中国网民数量首次超过美国，由此跻身全球网民第一大国。年底，网民数量接近3亿，超过了25%的普及率，标志着互联网在中国真正成为主流媒体。2007年1月9日，乔布斯在旧金山马士孔尼会展中心发布了第一代iPhone，堪称智能手机发展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产品，也是全球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启的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当然，iPhone正式进入中国还需要等待，但是，中国进入移动互联网的进程一点不亚于欧美。有了智能手机，人与人的互联成为互联网新的动能和主题。作为全球第一大网民群体的中国，网民真正成为互联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源泉。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有：

中国网民世界第一：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达到2.53亿，普及率接近20%，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一数据在2010年达到4.57亿，超过美国和日本网民的总和。除了网民数量，还有两个代表互联程度的数字。一是代表家庭联网程度的宽带接入的网民数量也达到2.14亿，位居世界之首。另外我国CN域名注册量也成为全球第一大国家顶级域名。市场规模开始成为中国互联网产业崛起的最重要基石。

汶川地震展现互联的力量：2008年除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之外，从互联网角度看，另一个重要事件是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汶川地震期间，互联网及网民作为一支有异于传统媒体的独立力量，全面介入信息传播和报道当中，开展了一场“Web2.0式”的救灾，使互联网真正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媒体”。而借助互联网，自下而上的公益力量也第一次在中国全面崛起。

3G和iPhone成移动互联网的通行证：2009年1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3张3G牌照，标志着中国进入3G时代。2009年10月30日，在发布近一年后，iPhone 3G终于正式登陆中国内地。3G和iPhone联手的双重效应，将中国移动互联网推向新的高度，从此，智能手机代替PC成为中国互联网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

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体现中国经济活动联结程度的最好方式大概就是双十一。这一网络促销日，源于淘宝商城（天猫）2009年11月11日举办的网络促销活动。从此，双十一成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年度盛事。2014年双十一全天交易额571亿元。2015年全天交易额912.17亿元，2016年超1207亿，2017年为1682亿元，2018年2135亿。

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推特和Facebook等社交网站成为革命武器，颜色革命发展到阿拉伯之春，开始具备动摇和颠覆国家政权的的能量。2010年发生在突尼斯的自焚事件是整个“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导火索。这次导致政权更迭的事件也被称为“茉莉花革命”。茉莉花革命的成功激发了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抗议运动，并逐渐呈星火燎原之势，席卷阿拉伯世界。

谷歌退出中国事件：2010年3月23日，谷歌宣布退出中国，成为中美互联网发展的分水岭。对于中美互联网的合作与冲突影响深远。既有中美双方网络治理理念的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更深层次是中美互联网发展模式的分道扬镳。此前，美国互联网一直在中国互联网中扮演重要作用，中国互联网一直是美国互联网忠实的追随者和模仿者。而从此之后，中国互联网的本土特色开始凸显，国外互联网公司在市场趋势下边缘化，本土公司开始全面主导中国互联网市场。

温州动车事件：2011年7月23日，震惊中外的温州动车事件发生，微博成为信息传播和社会动员的第一渠道。自从2009年8月14日，新浪推出微博测试版，到2011年微博用户超过3亿。不同于门户、论坛和博客等自上而下的传统治理方式，到了微博阶段面临新的挑战。发挥平台主体责任的微博自律公约和后台实名制等机制日益成为治理创新的重要亮点。

斯诺登事件：2013年6月，前中情局职员爱德华·斯诺登将绝密资料交给《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代号为"棱镜"的全球监控秘密项目，引爆全球，开启互联网更加深入影响地缘政治的新阶段。至此，网络空间安全开始成为各国重大的国家战略，并且开始强烈影响并塑造新的国际秩序。

4G时代：2013年12月4日下午，工信部正式发放4G牌照，宣告我国进入4G时代。由3G引发的移动互联网热潮，终于在4G时代开始大放光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改进与突破是互联网推动社会联结性提升的基础。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中国网络治理完成新的顶层设计。该领导小组着眼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统筹协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斯诺登事件和不断升级的中美网络冲突，使得互联网开始成为影响国际秩序的主导性力量。网信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互联网在中国真正提升成为国家最高战略。

阿里上市开启互联网的中国时代：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成功上市。IPO发行价68美元，对应市值1676亿美元，超出亚马逊的1500亿美元，仅次于苹果、谷歌、微软、Facebook、IBM、甲骨文和英特尔。开盘价92.7美元，大涨36.3%，市值2285亿美元，成为仅次于苹果、谷歌和微软的全球第四大高科技公司，和仅次于谷歌的第二大互联网公司。本次阿里上市募集资金217.6亿美元，最高募集资金250.2亿美元，刷新全球历史。

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2014年11月19日首届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这是第一次中国为主场的围绕网络空间治理为主题的全球性大会。这次会议恰逢三个时间节点：中国互联网成立20周年，全球网民突破30亿大关和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不久。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媒体和企业家等参加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互联网治理美国主导的单极时代的终结。虽然只是开端。

习奥会为中美网络冲突降温：从2010年开始，中美两国围绕网络问题的冲突逐渐升温，2010年-2015年是升温期，2015年开始达到最高点。到2015年9月份西雅图的习奥会前夕，网络问题甚至超越贸易、南海等成为中美之间第一大问题。通过西雅图习奥会，中美双方建立了网络对话和沟通机制，网络问题开始明显降温。但是，围绕网络空间秩序和网络基础设施的中美博弈与冲突却才刚刚开始，中美良好合作对全球网络治理至关重要。

从2008年开始的8年时间，由于智能手机爆发而形成的移动互联网浪潮，将中国社会快速带入了强联结阶段。这种联结性的根本性突破，不但使得互联网成为社会新的主流媒体和主流信息传播机制，而且开始冲击和动摇社会结构，甚至可能危及政治运行和政治体制。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仅是互联网产业本身的进程，更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和放大器，尤其是互联网的全球性所导致的全球协同与联动效应，更是开始挑战以地理边界为特征的国家主权和国际秩序。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终也很好地化解危机。在治理机制和制度创新方面，逐步适应了汹涌而来的强联结时代。

图2: 中国微型计算机（含笔记本电脑及平板电脑）生产数量，1994-2018年、中国手机（含智能手机）生产数量，1995-2018年（本研究整理）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3.3 第三阶段（2016年-）：以5G和智能为特点的社会超联结阶段

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8.2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9.6%，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8.3%，使用电视上网的比例也达到29.7%。过去十年新增网民数量近6亿，社会联网程度大大提升。而且，除了电脑、人之外，更重要的在于社会的全面联结。中国作为全球唯一十亿级大规模同时在线的单一市场，在“万物互联时代”迎来全新的契机。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5G等技术的不断突破，一个全新的超联结社会正在开启。

阿尔法狗事件：2016年3月9日，谷歌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围棋软件AlphaGO四比一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人狗”大战引发了全球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持续关注。这不仅仅是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里程碑事件，更成为全球互联网全面进入智能物联时代的社会启蒙、产业动员和国家竞赛的标志性事件。

习主席4•19讲话：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勾勒出中国网信战略的宏观框架，明确了中国网信事业肩负的历史使命，为深入推进网络强国战略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国际互联网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互联网助力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2016年11月9日，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胜出，锁定美国总统宝座。英国《独立报》说这场大选“标志着世界政治的新纪元”，有人将特朗普的胜选总结为充分利用社交网络，是互联网传播的胜利。显然，特朗普这个推特总统的诞生，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却也给网络时代带来了更大的冲击，给全球发展大大增加了不确定性。

《网络安全法》奠基性法规：2017年6月1日，《网络安全法》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网络空间安全管理的基础性法律，它的施行，标志着我国网络安全从此有法可依。网络空间治理、网络信息传播秩序规范、网络犯罪惩治等翻开崭新的一页，对保障我国网络安全、维护国家总体安全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微信十亿用户：2018年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宣布，“春节期间，微信月活跃用户数已经突破10亿大关。”每天发送消息450亿次。一个10亿人同时在线的新局面初步形成。而与此同时，谷歌安卓全球活跃用户突破30亿，Facebook全球活跃用户超过20亿。通过这些超级平台的汇聚效应，一个全国性强联结的新型社会生态开始崭露头角。

GDPR-网络空间独立宣言：2018年5月25日，欧洲联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GDPR堪称全球网民的《独立宣言》，是在互联网发展关键时期权力失衡的再平衡。与90年代巴娄著名乌托邦式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不同，大数据时代的网民再也不可能通过匿名来保障自己的权益。通过确立个人数据主导权，GDPR为普通大众确立网络空间的基本人权。这一里程碑的意义将逐渐呈现。GDPR虽然名义上只是针对欧洲公民，但是事实上直接影响所有全球互联网平台，影响全球网民。

孟晚舟事件：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温哥华发生震惊中外的的孟晚舟事件，迅速登上全球媒体焦点。孟晚舟事件以及随后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围剿”华为5G的行为，反映了美国政治力量借助美国外交和法律体系，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狙击中国高科技领军企业，一步步达到全局性遏制中国高科技全球崛起的意图。这是当今推动世界越来越互联的大趋势下，逆潮流而实施的“断联”、“脱钩”和分裂行为。与50年前美国发明互联网，以及过去50年来积极推动世界互联的行为，背道而驰。是迄今为止全球高科技发展史上政治干预市场最冒险和恶劣的先例。

5G和折叠屏：2019年2月24日，华为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移动通信展（MWC）召开发布首款5G折叠屏手机Mate X，引发全球轰动，成为展会最大的热点。这款产品堪称2007年iPhone发布以来最大的创新和变革。可以说，今年的MWC是全球5G竞赛的发令枪。一场涉及企业、行业、国家、区域和全球的5G竞赛全速启程。2019年也成为人们公认的5G元年。

美国狙击中国5G进程：在中国互联网25周年和全球互联网50周年之际。美国政府政治力量强力介入市场，带来的影响是双刃剑：造成了全球5G发展分裂的危险，也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当然，也促使各个国家、各家企业快马加鞭，加速5G进程，形成全球5G竞赛的新局面。但是，不管如何，互联网技术驱动人类社会不断互联的趋势，是技术内在本性所在。人类发展趋向更加互联，也是时代进步的基本逻辑，不可逆转。超联结带来的社会沟通互动的提升，社会资源分享的提升，社会效率的提升，以及人类因为互联而越来越作为一个整体的复合共同体的特征更加明显。

经过25年发展，中国在互联网产业、数字经济和社会联结性等层面，初步实现了后来居上的局面。尽管美国在原创性技术和创新生态和机制方面，依然保持全面领先优势。但是，中国在实现社会联结性的进程中无疑已经打下坚实基础。从最关键的基础设施看可能更有说服力。到2018年底，全世界共有500万座4G基站，中国占据300多万座，中国4G基站总量占据全球的64%，近乎三分之二，遥遥领先。剩下的36%由包括美国在内的190多个国家所拥有。5G推进方面，各国目前都在发力，但是预计到2020年中国就会成为第一大5G市场。未来6G的研发，中国在投入上也是最大的。过去25年，是产业的发展驱动了中国社会的联结性，而下一个25年，很可能是中国超联结社会的全球领先性，会成为发展的最大驱动力。良性循环、相互促进的基本态势已经形成。

除了技术变革，超联结背后的时代精神依然是一脉相承的。1969年，是美国发明了互联网，并推动全球各国互联和发展；今天中国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开始注重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大家都是在开放、共享、创新、发展的理念和精神下，促进全球互联、互惠、互利。在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日盛的今天，作为后来居上的中国，理应接过时代精神的旗帜。让联结全球成为中国互联网新的使命。无论一带一路，还是华为5G的全球引领，以及BAT尤其是抖音成功的全球化进程，都是这个使命的组成部分。如今，5G竞赛已经全面开始，面对全球还没有上网的下一个40亿人口，面对更加值得期待网络社会的下一个50年，加快推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加强人类更加紧密的联结，必将成为时代最宏大的趋势，也是人类文明必由之路。

四、中国互联网25年经验总结和启示

2019年是全球互联网诞生50周年，中国恰恰在25年前的1994年，也就是互联网诞生25年之后，开始全面拥抱互联网。短短25年，中国虽然是全球互联网的后来者和后发者，但是，我们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值得我们深入总结，更好地面向未来。

首要的成就是经过25年发展，以联结为第一特性的中国网络社会初步形成！25年来，中国互联网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推进、并行不悖、协同发展并有效共振。在发展与治理、创新与安全中，实现了平衡与协调的良好发展。互联网对中国是个新生事物，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面对互联网发展也都是在各自“摸着石头过河”。互联网快速爆发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和体制等层面的挑战和冲击毋容置疑。但是25年来，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适应、调整和变革，秉承“既要发展好，又要运用好，更要管理好”的理念，在互联网发展和治理中趟出了自己的道路，在不牺牲快速发展的前提下，顶住了互联网带来的一场场剧烈的社会冲击，初步建成了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网络社会，一个强联结的新兴社会形态正在全面形成并发展。

第二，25年时间中国发展出最具活力的全球第一大互联网市场。2008年，中国网民第一次超过美国，实现全球网民第一。此后，我们的领先优势不断强化。到2018年底，中国网民数量突破8亿，是美国网民数量的2.5倍，超过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之和。可以说，中国作为全球唯一的10亿人同时在线的单一市场，为我们未来的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社会创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天然优势。

第三，25年时间中国发展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互联网产业。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成为市场价值最高突破了5000亿美元的世界级领军企业，并且诞生了今日头条、百度、京东、小米、美团、滴滴、拼多多等一批具备潜在世界影响力的百亿美元级的互联网企业群体，互联网产业整体市场价值突破2万亿美元。2018年，中国风险投资数量第一次超过美国，体现了产业厚积薄发、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

第四，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引擎。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经验和模式开始成为全球的效法典范，并在一些领域具备了引领全球的优势。电子商务规模大大超过美国，移动支付更是遥遥领先。以华为为代表的5G领域，中国第一次摆脱了受制于人的追随局面，开始引领世界。而今，“互联网+”深入各行各业，引领更深入变革的智能化浪潮接踵而至，“智能经济生态” 崭露头角。

第五、互联网不仅仅成功驱动了产业和经济的发展，更成为社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网络社会已经全面到来，引发社会深层次的变革。面向新的网络时代，与时俱进的社会创新已成为一个国家进步和繁荣的重要保障。虽然互联网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但25年来，中国围绕互联网的管理与治理，从最初的技术治理、产业治理再到内容治理，步步摸索，不断试错和创新。直到今天，已初步形成了党委、政府、企业、社会和网民等五大主体各司其职、多层次联动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而这些网络治理的经验积累和理论总结，同时也在积极深入地影响着传统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事实上，随着互联网发展的不断深入，网络治理与社会治理越来越重叠成为同一层面的事情。

第六、中国互联网的治理经验、发展模式和理论探索越来越具有世界影响和全球借鉴意义。由于中国网民数量之多，全球独一无二。加上正值中国最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网络治理的任务格外繁重和突出。这种超常规的挑战构成了中国网络治理的基本动力。在全球网络社会问题不断增加和各种矛盾冲突不断剧增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网络治理的经验正在开始成为世界很多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的样板。虽然，中国是互联网最大的受益者，但是今天，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随着华为、联想、中兴、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中国在全球网络治理中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中国也开始成为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的重要建设者，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经验正在开始成为全球性的驱动力。

最后，中国互联网25年历程给中国和世界的最显著的贡献就是中国开始成为全球创新力量的重要组成。通过互联网技术创新的契机，我们引入了硅谷模式的风险投资机制，建立了新经济和新机制，形成了强大的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精神正在1亿多个市场主体中生根发芽，激发中国孕育更加蓬勃向上的力量，在中国社会形成了崇尚创新的新兴文化。

五、中国互联网下一个25年的挑战和对策

从1994年到2019年，在短短的25年间，中国互联网领域的发展状况和成就可谓翻天覆地。但是，在人类推动“互联”的历史长河中，在人类向网络社会迈进的进程中，25年也仅仅是一个瞬间。我们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无论是中国互联网还是全球互联网，都面临巨大而深刻的挑战。有些挑战是中国独有的，但是更多的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有些挑战我们正在努力应对，而有些挑战可能是前所未有，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测。具体表现为：

1、中国的数字鸿沟与城乡差别。中国网民突破8亿，但是中国还有6亿人口还没有上网。如今，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22亿，只占整体网民的26.7%。巨大的数字鸿沟，不断影响互联网整体发展，也影响社会的稳定。

2、中美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互联网领域，美国不但是互联网的诞生地，也是互联网核心技术和标准的创新地，还是网络治理机制的发源地和核心规则的制定者。过去25年中国互联网发展，美国无疑是我们成功道路上最关键的合作者。我们在技术、模式和机制等层面都是美国的学习者，双方也因此实现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但是今天，随着贸易保护主义风起云涌，美国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意识形态开始喧宾夺主，超越市场成为主角，甚至推动中美高科技“脱钩”的企图，将是未来最大的威胁之一；

3、中国互联网的全球化遭遇挑战：过去25年，中国互联网企业从零开始成长到世界级的巨头。但是，迄今为止，中国互联网核心企业主要还是国内业务，没有真正完成国际化，更缺乏全球影响力。中国互联网如何走出去，如何实现全球化，这是下一个25年首要的任务。中国只有真正为全球用户做好服务，做出贡献，我们才有真正具备世界影响力。尤其是美国开始阻扰甚至狙击中国企业的背景下，形势更加严峻。

4、全球下一个40亿网民的挑战：全球网民突破40亿，但是还有将近另一半人口没有上网，而其中90%在发展中国家，非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电力还用不上，谈何上网？如何实现一个“人人上网，人人上好网”的世界，是我们未来面临的共同问题。

5、互联网负面效应的不断放大和治理机制的失效挑战：过去25年，是互联网发展中正面效应全面超越负面效应的历程。但是，很多形势在发生变化。无论是网络安全、假新闻、网络恐怖主义、数据滥用等，还有超级平台垄断的权力滥用，使得很多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有失控的危险。尤其是迄今缺乏有效的全球网络治理机制。

6、制定未来新社会的新规则迫在眉睫：正在到来的超联结社会，需要相适应的全新伦理道德规范、法律法规和全球治理机制。而现实是，随着社会联结性的提升，我们还没有真正适应已经发生的变革，新的浪潮就扑面而来。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下的超联结社会，面对更多未知的变革和冲击，必须要有一整套全新的制度设计。

7、中国应该如何与世界建立更好的传播与沟通机制。迄今为止，中国互联网和网络治理取得的成就毋容置疑，但是，依然面临不被国际社会充分理解、认可和认同的严峻现实。误解很多，甚至不乏曲解和妖魔化成分。如何向世界更好地解释中国经验和中国理念，尤其是跟价值观有所差异的欧美世界进行更好的沟通，求同存异，相互理解、学习并借鉴。这是我们接下来的必修课。既是中国经验和方案能够做出全球贡献的关键，也是未来能够成功建立全球性网络治理制度的关键。

回顾和总结25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在联结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公司，一个是基础设施层面联结的华为，一个是互联网层面联结的腾讯。马化腾在2014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宣布了腾讯新的使命就是成为互联网连接器，连接一切！无独有偶，华为的愿景过去一直强调丰富人们的沟通与生活，而2017年底，任正非在讲话中提到，华为立志以数字世界面向客户，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所以，人类共同走向超联结社会已经是大势所趋。面对这一趋势，放眼全球互联网的整体格局和发展态势，本文提出6项基本对策。

1、继续顺应时代精神的方向。继续坚定地沿着一个方向：推动互联、促进互联。在时代精神的大旗下，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我们除了进一步促进国内互联，更要开始努力促进区域互联和全球互联。在越来越互联的世界里，找到中国的新坐标，在超联结的新时代和新文明中，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2、敢为人先推动全球互联大潮。过去25年中国互联网基本上是模仿、追随和学习的25年，而下一个25年，我们具备了新的条件和能力，在一些领域要开始敢于领先！尤其在5G和人工智能等新的核心技术方面，在实现自主可控的前提下，更要促进全球发展。中国要成为下一个25年全球互联最重要的引领者和贡献者。

3、始终秉承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是促进互联，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灵魂。我们要继续创新驱动。未来的超联结社会，我们需要更多突破性的技术，更多全新的应用，良好的治理也需要全新的思维。而这一切最终都需要依靠不断的创新来实现。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只有更活跃、更强大的创新能力，才能在竞争和挑战中胜出。

4、坚持全球视野，进一步开放包容。在继续推进全球化浪潮的基础上，开放式地吸取美国、欧洲、新兴国家和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美国在技术创新体系方面依然全球独领风骚；欧洲在全球网络治理和制度建设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能力。

5、双管齐下，实现协调发展。发展与治理、创新与安全犹如车之两轮，双轮驱动，形成协同效应。发展是硬道理。这个朴素的道理，在几乎错失了整个工业时代的中华民族面前，几乎深入人心，浸透骨髓。不在信息文明的浪潮中再次落伍，不能在网络时代时代再度失去时机。这种紧迫感和使命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核心驱动，也是中国互联网25年一脉相承的核心驱动。同时，应对互联网带来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也是中国与世界一起需要共同面对的。

6、构建人类网络命运共同体。超联结阶段，越来越增强的互联程序，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国与国之间，人类社会形成了更加复杂多变的复合体。互联网发展将直接决定未来的社会和国际秩序。我应该坚定地推动互联网全球发展，将加强人类互联、促进全球联结、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未来中国的使命，体现中国对人类的新贡献。

总结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中国互联网25年是成就辉煌的25年。但是，互联网发展容不得半点松懈。随着一个从未有过的超联结的新的社会形成，我们将面临一个完全未知的新世界，必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历史可以借鉴，但无法复制到未来。无论是我们一直秉承的改革开放，还是正在展开的“一带一路”，或者中国互联网新的发展蓝图，成功的关键都是顺应了人类社会的时代精神，遵循了人类网络文明的价值和指向。

[本论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互联网50年发展历程、规律和趋势的口述史研究》（项目号：18ZDA319）的部分成果]

（方兴东：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研究员、院长；陈帅：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祥铭：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作者：方兴东 陈帅

本文刊登于《现代传播》2019年第4期（总273期），题目为《中国互联网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