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新，瀛海威创始人，培养了中国第一代TI精英，中国互联网的“黄埔军校”。

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前1500米！”这句广告词相信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这句广告语背后承载的信息是：张树新1995年成立的瀛海威是中国第一家互联网企业，后来企业倒闭各骨干分散四方，又建立了一批优秀企业，瀛海威堪称中国互联网的黄埔军校。

张树新个人简介

张树新，1963年7月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市， 1986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后担任《中国科学报》记者，1989年在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战略项目处从事企业战略研究工作三年。1992年创办北京天树策划公司。1995年曾创办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并担任总裁。1998年创办盛华元通国际投资管理公司，因成功运营连接国内业务资源和国际资本资源的互联网项目，美国《财富》杂志于1999年5月对她进行了独家专访。1999年年底创办联和运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07年任新创基金会主席。

张树新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互联网精英，瀛海威亦被称为中国互联网的“黄埔军校”，张树新也因此被誉为“中国互联网的教母”“第一代织网人”。

瀛海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公司网和电子商务平台，启发了国人对“因特网”的基本认知，是国内最早提出应在国际互联网络上提供中文信息服务的网络服务公司，也是最先提供ISP业务的网络商之一。

影响一生的特质爱读书与好奇

1963年我出生于辽宁抚顺，父亲是辽宁省抚顺钢厂研究所的总工程师，母亲是老师，家里只有我和妹妹。父亲是个博览群书、对事物好奇程度非常高的人，我像父亲。一个人如果对真理没有追问的态度，就不适合从事科学研究。2013年合肥举行的亚布力论坛上，我提到：科学应求真和务实，远端的是真理，近处的是真相。求真是从事科学研究者的基本素质和重要品质。

父母对我的影响很大，爱好读书就是儿时养成的一种习惯。当时我们家有各种各样的书，小时我就读过《聊斋志异》《西游记》《海岛女民兵》《闪闪的红星》等，我记忆力超强，看过一遍的书就可以与人分享书中的故事，所以我不是后来才会讲故事，而是从小就会讲故事。

1972年回城后，政府补发父亲三年的工资，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父亲用其中一部分钱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当时整个抚顺市估计也就三四台电视机，我们家那台大概是整个望花区的第一台。那时电视节目很单一，信号也很差，每次都要调好久才能搜到节目，家有电视，邻居们理所当然地每晚来看，又和我家计较电费，妹妹后来读电影学院文学史研究生时，还在《上海电视》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电视的故事》。1972年的500元，可以买一套房子了，但父亲对电视非常好奇，总想把它拆了研究，就买了。对创新型产品感兴趣这一点，我遗传了父亲，影响了我一生。我是一个靠兴趣驱动的人，到现在为止我从没有做过重复的事情，他们经常问我，会不会接着做互联网，我说：那是年轻人做的事情了，不该是我再去做的事了，我经常会想一些跟自己创业没有关系的事。

1977年恢复高考后，母亲就托人把我转到抚顺市最好的中学，抚顺一中，恢复高考是我们这代人命运的转折点。刚去抚顺一中的时候，发现别人成绩都比我好，但我学习能力比较强，中考时就是榜首，后来一直都是。

大学，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化学系。那时流行“考不上理科学文科，考不上文科学外语”。高中（抚顺一中）的校长对好学生简单的传达不允许考文科。我们考得好的几个人在清华、北大、科大这几个学校里选择，考得最好的才能去科大，因为科大招生分数高。科大是我父亲替我择的，当时我是想去北大或清华，但父亲坚决不让我去北京，父亲说我是个“有反骨的人”，就应该去学科学，以后最好到一个偏僻的城市成为科学家，他怕我到了北大以后，转系去学国际政治之类的，但上大学以后，一切都是自己做主。那会我没上过几天课，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了。

那时的年轻人喜欢诗，著名诗人简宁当时就是我们科大诗社的，张亚勤也写过诗。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启蒙和文艺复兴，那时的年轻人、大学生很多是“文艺青年”。但到1987年、1988年以后，文学就开始没落了，开始有生存压力，浪漫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我们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性格，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铸就的。那时学校能请到不同领域的人来做讲座，李政道、吴健雄都来过科大，我也请过很多朦胧诗派的诗人到我们学校讲座。当时学生们可以随时去副校长家讨论问题。

从中学开始我就喜欢文学，上科大胳膊摔伤那半年看了很多文学书。化学学腻了，就更偏爱文学了，科大的功课其实很重，我们化学系学数学系的数学、物理系的物理，把自己学透支以后，会突然反省：自己适合做科研吗？做科研的人除了兴趣之外，至少要心无旁骛，而我兴趣爱好比较广泛，所以，当初离开科大时，感觉它耽误了我的时间，后来细想，严谨的逻辑思维，求真务实的行事方式，都是得益于这种科学的思维训练。

宏观思维能力的养成

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直是班长，在科大从二年级开始，就是学生会主席，还是我们年级第一个党总支书记，做过学校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是老师），当过科大诗社社长，现在是科大校友基金会的主席。因为一直是学生干部，档案记载的非常优秀，大学一毕业我就去中国科学院的报社《中国科学报》当记者了。我们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被保送研究生，四个专业共87人，只有十几个人毕业后直接工作，那时候单位随便挑。《中国科学报》当年一共要了三个人，我是被《中国科学报》主编挑中的，在报社工作不到两个月后，发现工作不饱和不具挑战性，就先结婚生孩子了，真是有点“不上路”。为了照顾孕妇把我调到了不用坐班的编辑部。在负责编辑部国内版时，采访过很多院士，中国科学院的那些院士都很可爱，特别有趣。

而国外版，只是负责采编一些国外新闻。等我生完孩子、休完产假回来，主编觉得我这个女孩子很有趣，年纪轻轻就把结婚、生子的人生大事完成了，可以重点培养我了。从广告发行到总编室，所有的部门我都干过，有经费和人我觉得自己就可以办一份报纸。1989年企业局想写一份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发展状况的报告给中央，以争取中央更多的政策支持，需要文笔好的人，我就被调到了中科院企业局，我当时是调研写作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个，打字就由我来做，熟悉中关村的历史就是在那个时候积累起来的。

1988年年底国务院价格闯关，国务院希望把所有与经济和市场离得很远的部门拆解，当时的思路是“科学研究要上国民经济总战场”，所以，中科院面临“生存危机”，那时周光召刚刚当院长，胡启恒是副院长。中科院当时要写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报告，为了向中央证明中科院是有存在价值的，中科院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苏联科学院的模式，我们当时既要了解中科院的发展历史，又要厘清科学、技术、成果到产品、工业之间的关系。周光召当时给我们的命题是，中国会不会有贝尔和贝尔实验室？中科院跟中国市场，跟中国未来的工业成长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除了工业部门自己有研究所之外，还需要有一个国家科学院？

当时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几乎所有有点名头的公司我都做过调研，因为调研组里我最年轻，所以出去采访、写文章之类的事情，大部分是我来做，跟企业老总还有当时很多研究所的所长们去讨论，这个研究所有多少科学研究成果、多少科学跟技术有关、多少技术转化为产品成果、多少产品成果影响中国未来产业，我们小组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做这些事情。在中科院企业局的三年，对我宏观思维能力的形成和对整个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宏观认识非常关键，当记者时也只是很浮光掠影地见了很多很广的东西，对很多技术和工业之间关系的了解，是这三年打下的基础。每个人的经历会决定他未来很多东西，过去是未来的缘起。这三年的经验，让我学会凡事站到国家的角度想问题，站在整个产业角度想问题。那三年我除了做调研报告外，还负责跑计划配额等工作。

赚钱太容易，花钱太猛

当中科院的工作我基本都清楚了，就没有了兴趣同时想实现财务自由，想改变自己的命运，1992年我就选择了下海经商，那个时候的我们太穷了，走在大街上看到一条漂亮裙子都买不起，赚钱的种子就在那个时候埋下的。天性不喜欢拘束的个性让我敏锐地察觉到商界可能是片自由的蓝海，而我在下海经商之前就与很多开公司的人有过交集，替他们谈项目，基于对“双方”的了解，我坚信在商业上能成功。母亲是反对我下海经商的庆幸的是我先生比较支持我，那时他比我更早下海经商。

我先生是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工作。我开玩笑说，一般计算机研究生从卖计算机开始“下海”，后来发现中学生都比他们卖得好；计算机变得复杂以后，本科生就卖得比中学生好了；当计算机变得更复杂时，研究生才起作用。我先生曾做过华强公司的销售经理，华强是中关村开发区的一家私企，当时是街上做兼容机很火的一家公司，我先生刚去华强时，第一个月拿回来的工资就上千元，在1991年前后那算很多了，后来在卖计算机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人买计算机是为了建寻呼台，就帮他们找寻呼软件，接着发现这个软件的程序很简单，买一个版权就可以自己接着编，而且别人从香港进的机器都没有中文，买回来也不知道怎么装软件，他就顺便接了汉化和安装工程。之后，我先生成立了叫卧云电子的公司 ，专门做寻呼台。到1992年的时候，就建了七家寻呼台，我们的第一桶金就是那会儿挣的，近一千万元。

我下海时自己开了一家叫天树策划的公司，当时公司的业务模式比较简单，我曾为中科院的项目跑电子部、国家计委，人熟、手续过程熟，有一些中科院下属的公司和中科院合作的公司，希望有项目列入国家计划，但不知怎样办手续，也不知应找哪些人。你如果用30万元经费才能办下来，你给我20万元，我花10万元成本就够了，剩下的就是利润，业务模式就这么简单，我们还捎带做一些产品的策划推广。那个年代做策划的公司很少，后来才逐渐增多，我策划能力很强，知道怎么借助媒体，形成媒体效应，赚钱特别容易，好多钱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赚了，其他互联网创业者大都是一分钱没有就开始干，小心翼翼，精打细算，但是我账上经常几十万来回走。在我下海第一天，我一个朋友直接给我20元万让我先干，不行的话就算了，结果不出一个月，我30万元还给他，后来有人说我在瀛海威花钱大手大脚，可能与这件事情有关。

在做天树策划的时候我偶然认识了梁志平（摇滚歌手崔健当时的经纪人）。记得有天晚上，经理带我们去听爵士乐（1992年就有人开始听爵士乐），偶然认识了梁志平（摇滚歌手崔健当时的经纪人），当时聊到了崔健，说他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公演，而崔健很想演出，他们就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他，我后来想了一下，找到中国癌症基金会的一个朋友，让他请崔健来参加中国癌症基金会的义演，他商演被限制了，但义演是可以的，那次演唱会的主题是“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因为这次策划，后来很多音乐圈的人请我当策划，包括音乐学院的四才子、瞿小松等，还有很多人请我做经纪人，我经常帮很多人干各种事，因为他们认为我有想法，人脉又广，资源丰富。

我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民营企业“野蛮成长”的过程，后来有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我当初买一块地早就发了，但我并不后悔。还有人跟我说，你看马云的当初和现在，我思考之后，还是感觉我现在挺好，我这样的人生经历，也是很特别的，今天的我，跟谁也不换。现在总结瀛海威失败的原因，1992年到1995年我们赚钱太容易，导致花钱有点随心所欲，更重要的是对市场时机的判断错位——自己的紧迫感导致了对市场时机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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