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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信息化百人会、互联网实验室与清华大学新闻和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网络经济和网络企业论坛在京举办，此次活动请到了曼纽尔·卡斯特先生，我想很多互联网人对这位网络思想的大师都不陌生，他著名的网络社会三部曲，影响了很多中国的信息化政策的制定者，学者和很多企业家，如今的互联网大咖和学者都是他的思想受益者。在会议上卡斯特先生分享了很多有关互联网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和见解。
“熊猫”已经在飞了
人们总是有一些误解，特别是在美国，他们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特点和中国分配模式的特点，是存在误解的。每个人都认同中国的增长和转型，我指的不光是机制方面，还包括经济方面，技术方面，这些变化都是全球有目共睹的奇迹。我之所以用奇迹这个词，是认为用它一点都不为过，特别是就中国整个发展历史而言。
但是从一方面来讲，国际上的一些专家会说，是的，中国确实发展的很好，增长的很不错，每年GDP的增长在过去20年平均达到了10%。但是他们也会提出很多异议，认为中国不应该这么做，不应该那么做，应该关注市场，而不是关注政府，但是请等一等，中国的这种模式其实就是以政府指导为前提的市场经济，如果中国遵循了完全自由的市场模式，今天中国就不存在了，所以大家看到这样一种悖论了吗？所以这种思维方式，我指的是全球很多专家的思维方式要发生变化。
特别是大家看一看最近的一些报道，一些经济学家，他们的报道总是会说，熊猫能飞起来吗，尊敬的各位同事，各位经济学家这个问题还用问吗？他们已经在飞了，而且飞的非常高，非常不错，这就是中国发展模式的特点和奇迹所在。也可以给全球其他很多国家带来一些启示。政府的指导有时候是会带来很积极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考虑的一点。
从开放市场到技术转移再到技术发展
1987年，我还是伯克利大学的教授，当时主攻技术政策这个方向，我当时受到了中国国务院的邀请，问我能不能来中国一趟，在中国参与一些技术政策的分析，特别是关注多国之间的合作，也就是说中国从当时开始就非常关注技术政策的制定，以及和国际合作的关系，我当时提了两个条件，一是你不要给我付费，我是免费来做的，你要付钱我就不来了，我是学术研究人员而不是顾问。第二个条件就是我要开放的获取所有东西，我所说的所有东西真的是所有东西，比如说我可以自由的和高层的领导人谈话，我可以在中国随处的旅行访问，上海、广州或是任何其他我想去的地方，包括深圳。
我在1983年就去到了深圳，那时的深圳跟现在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我还记得那时候深圳的政府大厦是什么样子。当时在中国工作了3个月，在3个月结束的时候，我提交了一份我的报告。
我当时认为中国他其实自己手里有足够的钱物，中国银行可以买下整个香港，所以国外投资对你来说并不是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是说离了国外投资就不行，而中国需要的是技术转让，或者叫技术转移。这是最重要的，将会促进中国发展的一件事。时间不等人，你没有时间来从头开始发展自己的技术。你需要充分利用西方和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这是我的观点。
当时也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来这里，因为那时候中国政府的官员很多还是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他持的观点就是西方国家很多资本家，他生来就是来剥削工人的。廉价的劳动力就代表着剥削，有了廉价的劳动力，基本上你没有什么是做不成的。我当时就告诉中国政府，国际合作只想要一件事情，他关注的并不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是中国市场，中国巨大的市场。而中国政府想要的是什么？技术转移，所以双方都有想要的东西，那就很好进行交易了，中国用巨大的市场来交换国外的先进技术，当我指那时候的中国政府，他们当时是听取了我的建议，从1988年开始，其实在那个时候，中国对于很多西方国家来说，还是很神秘的一个国度，当时遵循了我的这条建议，逐渐的对外开放市场以换取技术转移。
现在中国在最近几年所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坚持中国的技术发展，这是中国发展模型最基本的方面，在某一阶段你需要技术转让，而现阶段已经不是了，因为学习曲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你不仅仅是能够从别人那里学习了，当然学习是终生的事情，但是学习不等于技术转让，现阶段我们已经发展到了技术交流的阶段，因为中国某些技术已经非常领先了，国外也希望学习中国的技术。我刚刚从巴塞的移动大会展览过来，从巴展我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很多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了，在巴展上大家讨论最热烈的就是5G网络，特别是华为向大家介绍的5G网络的发展。当时我谈话的每个人，基本上都承认在5G网络方面，华为是远远领先于其西方竞争对手的，包括美国和欧洲，也包括韩国。
中国要相信自己的创造力
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建议，首先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国企的改革，因为我们知道国企可能他官僚化比较严重，也是为了维持就业和社会稳定而受到了一些阻碍，这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不能像印度一样，比如说在印度那儿，可能有一些所谓企业医院，这里面涉及到了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要找到那些没有办法适应新型经济的企业，处理这些企业就意味着要处理他的员工，他的工人，这既关乎人道，又关乎社会稳定，他们一辈子都交给了国企，你怎么处理他们。
有一些公司可能可以通过机构重组获得新生来重新组织他的劳动力，而这只有一种解决方法，那就是在线规模的调整，在巴塞罗那的时候，我和大学也有合作，在线课程的学习组织的非常好，面向未来我们都要有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终生学习的概念，企业的员工也是如此，在新经济当中，你要学会使用互联网和传统的职业性学校，和大学相比，线上是更加高效的一种手段，而且他可以进行个人课程的定制，他要灵活的多。
第二个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新经济和网络企业的环境下，我们要增加工人决策的自主度，如果你增加了他的自主度，这个生产效率自然会获得提高。第三点，大学和企业之间的沟通要加强，但是要完全尊重大学的自主性，这一点非常重要。所有了不起的成功的合作，都是以尊重大学的自主度为前提的，如果我们看一看全球比较成功的大学和企业合作的例子，都是如此。企业不要告诉大学你该怎么做，然后就让大学自主决定你想研究什么，然后企业可以过去挑走你觉得对你有用的东西，这是更加高效和持久的方式。不要把大学当做你企业的一个部门来指导他去做什么，这是不行的，这是会阻碍大学在科技方面的研究的。
政府是负责政策制定的，在中国是如此，在中国政府政策的制定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果中国政府放手不管了，中国企业就飞起来了，这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在中国也不会非常有效，所以在中国和在新加坡和香港和韩国一样，政府都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一样的，那就是政府拥有一个企业，直接控制一个企业，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不应该成为政府的基因，政府可以推动企业有效运作，因为企业和政府的基因是不一样的，政府他在推动增长的同时，基因里更重视的是社会的稳定，而企业我们更看重的是更具活力的东西，比如说创新，稳定是应该放在次要位置的。
还有在新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人们不经常谈起的事情，就是要充分利用女性的创造力，因为很多公司包括硅谷的公司，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女性其实有很多的潜力和创造力尚未发挥，女性一直没有机会来承担更重要的角色，这是由于性别歧视造成的。
另一方面，我还认为多媒体行业是有很多投资机会的，而大家在中国也很关注，其实我们可以考虑更多的推动多媒体行业的创新，比如说推动新型的社交网络的出现，推动在多媒体方面大家有更多的自由，推动更多的文化内容的出现，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微信在未来发展成自由交流。城市化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进程，中国人口众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管好城市化的进程，如何让更多的中国人在绿色的，和谐的城市地区更好的生活。
大概是八年前我和中国国务院高层制定规划者有一个沟通，其实在考虑给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时候，不仅仅把他当成是一个政府要做的，社会福利的事情，更多的也要考虑如何从市场的角度来做到这点。城市化，教育，医疗和市场更好的结合起来。当然中国一直推崇城市化，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也同意，我想说的是中国在我看来必须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会更多的关注中国内部的市场可以提供什么，中国内部企业更需要的是什么，在技术领域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人要相信自己的创造力，相信自己在某些方面的技术领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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