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索卜卜

田溯宁，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博士，现任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亚信科技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民生银行独立董事、联想集团独立非执行董事。

他是把@带回国的互联网领路人，从亚信到网通，到现在的投资者。他始终在互联网的前沿。像如今的世纪互联、亚信科技、朗新科技、七牛云、同盾科技、大众点评、分众传媒、东方明珠、宝宝树、喜马拉雅以及挖财等行业领先企业都是宽带资本旗下基金投过的。他是早期的互联网创业者，也是坚定信念的理想主义者，他是“田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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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俱来的特质：好人缘和好奇心

我的父母对我影响很大，他们都是科学家。我大学的专业是生物学，学生物可能就是受他们的影响，他俩都是学沙漠治理的，曾经到苏联留学。我父母留苏回来后在兰州研究沙漠治理，所以我是跟着姥姥长大的。姥姥是一位中学校长，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

现在回想，我从小可能就不是一个“典型”的好学生，后来在念书期间我的专业变化也特别大。中学时我对什么都感兴趣，但是哪方面都没有特别的优势。

我从小算是个比较淘气的孩子，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学习成绩非常一般，跑出去玩儿经常闯祸，打群架之类的事儿都参与过。1976年我上初中，后来中考勉强考上辽宁的一个重点中学，叫实验中学。在实验中学，我们班有30多个人，我的成绩排20多名，很多功课都不好，尤其是数学和物理。直到现在物理中的很多定律我还是搞不太清楚。在亚信创业的时候，好几个同事都是物理学博士，他们经常开玩笑问我物理学的牛顿三定律是什么，我记得最扎实的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校内功课虽然不够好，但我从小到大对课外的知识都很感兴趣。中学时期，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看文学作品，所以那时候偷偷看了很多小说。我对人物传记也很感兴趣。我记得当时人物传记类的书也很有限，多是讲一些年轻的科学家怎么发明的元素周期表、牛顿怎么发现了定律等。此外，我对舰船知识、航空知识也都很感兴趣，可能大部分男孩子都这样。我想这些课外知识，对我很有益的一点是让我对外面的世界和更大世界里的人和知识都充满了好奇。

我经常在看小说的时候想象，如果我成为其中一员会怎么样。我觉得自己心中有一个对未来世界的梦想，这个世界有点像科幻世界。好奇心驱使着我想要去探索未知世界，也让我对传统的课程感到很不满足。当然，我不是劝说学生不好好读书，这只是我的一点个人体会。

第二个体会是和他人的相处，这一点对我后来的人生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从小不在父母身边，我妹妹跟着父母在兰州，我跟在姥姥身边，姥姥当时已经快60岁了，家里也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可以依靠。那时候我交往的人大部分都是同学和朋友，所以我从小人缘就好。我在同学、朋友圈子里获得的东西，比家里获得的还要多。所以，我做事时永远带领着一帮人，爱做小团体中的一个中心人物。无论是在宿舍，还是在班级里，我都有一群哥们儿、朋友，而且和这些人都相处得很好。直到现在我也还和中学的几个朋友保持着联系，我们还经常在一起聚会，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很重要：第一点是对知识的好奇心；第二点是关心周围的人，愿意和大家交往，这样你可以在朋友交往的过程中得到很多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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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历的中关村“倒爷”

我觉得我的创业基因可能是在出国以前、在中关村时就形成了。1985年我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院，学习生态农业。那时我也没怎么学习计算机，但是有一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硅谷热》这本书，后来雷军也讲过同样的感受。我在王府井书店买了这本书，坐地铁回去，本来应该是在玉泉路下车，但是因为我一路都在看那本书，一下子坐到了终点站苹果园。

研究生读到一年半的时候，我们到软件所里去实习，宿舍就安排在中关村。我当时的舍友还有郭为，但我也是后来才意识到我们俩当过“舍友”。郭为是中国科学院管理学院的代培生，我算是正式生，他当时喜欢下围棋，后来我才回想起来说，这是郭为啊！

那时候中关村一带研究、“鼓捣”计算机蔚然成风。我研究生毕业后也开始在中关村做生意，现在想想，我们那时候不都是“倒爷”嘛：第一个就是倒腾书，出书；第二个是想在中关村倒腾电脑，试过卖Apple II，但是一台电脑也没卖成；第三个，我现在回想起来也挺不好意思的，是倒卖电视机票。我当时学生态农业，硕士论文题目是“吴县东山乡的一个湖羊的生态系统的研究”，所以要去苏州的吴县实习。到了以后，我发现倒卖手一台北京牡丹电视机厂出产的电视就能赚三四百块钱。我就倒卖电视票，卖到吴县东山乡，但当时最主要还是倒腾书，那个时候就不怎么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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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下互联网的种子“把@带回中国”

1988年感恩节的时候，美国的同学都回家了，那会儿我经常去学校的苹果计算机店闲逛，没事儿就到地下室里研究电脑。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苹果电脑——不仅好用，而且还能连局域网。当时我们学校正在连接全美大学的BITNET，就是美国学校之间的网，是用TCP/IP连接的。我印象特别深，这是我最早接触到互联网。

我在读博期间，对计算机（还有它的历史）很感兴趣，几乎读过所有关于乔布斯的书，还看了很多关于戴尔的文章。尤其对写乔布斯的一本书印象极其深刻，我后来见到乔布斯，问起与他有关的那本书，他说他都忘了。但我记得那本书，叫《旅程就是奖赏》（The Journey of Reward），写得特别好，讲的就是苹果公司的故事。

后来有一次，我们专业考试考美国草原分类，由于我记不住专业词汇，我的成绩只有37分，所以我就得学一大堆统计学的课程，因为必须要把平均绩点提高到3.5，这样才能拿奖学金。因此，我去选学了计算机，以及一些其他的课程，这也成为我跟计算机打交道的一个契机。

实际上我真正热衷于互联网是有原因的。一个原因是我比较喜欢折腾。当时我所在的生态学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个组织叫Chinese Ecology Club Overseas（海外华人生态学俱乐部）。我发现他们做了一个网站很厉害，能给人一种“天涯若比邻”的感觉。

于是，1988年，我联合生态学的一帮同学（其中有一个人是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的刘建国），通过BITNET的应用群发邮件，把70多名在海外的中国生态学家连在一起，包括英国剑桥大学的学者，以及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联系全球的绿色和平组织，以中国人为主，成立了一个生态学俱乐部（Sino-Eco），是当时互联网最活跃的组织之一，而我就成为了那个俱乐部的一个主要发起人。因此，Sino-Eco是我当时使用互联网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

另一个触动我去了解互联网的因素是《华夏文摘》。《华夏文摘》创刊前叫“新闻文摘电脑网络”（News Digest），在留学生圈中已经影响很大了。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个在互联网上写小说、写回忆录的人叫图雅。那时《华夏文摘》在DEC公司的VAX机上显示中文显示得非常慢，中文字体也不好，用的是“下里巴人”软件。它的核心团队是后来组建科大讯飞的一帮人，编写“下里巴人”软件的严永欣、张云飞等后来都在科大讯飞。

实际上亚信早期的概念，跟《华夏文摘》有很大的关系。我记得《华夏文摘》有一个讨论组，有个人说“什么时候能把@带回中国”，我觉得这是早期很强烈的一种意识，是早期播撒的关于互联网的种子。